一、我国志愿服务——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统一

虽然“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等外来词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志愿精神的早就扎根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志愿文化脱胎于慈善文化，而慈善关爱早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构建了中国传统慈善思想传统。“仁”字由“人”和“二”组成，表示人与人之间互存、互助、互爱的关系，《尚书》中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等语。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并强调用爱来解释仁。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还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即说爱人、助人、利人要靠自己主动去做。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亲情之仁爱的自然延伸，是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的关爱，超越了五服的同宗人、社区人乃至整个民族，它体现的正是“行善”、“助人为乐”的精神实质。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韩昌黎集·原道》），他首次提出了“博爱”，虽然不同于近代的民主博爱精神，但扩大的“仁者爱人”的范围。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指出人类与物皆是朋友，要爱一切人，爱一切物。另外“义”也是儒家道德标准之一，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只有君子才能超越眼前的利益而成为道德的典范。儒家的仁爱观、义利观奠定了中国的慈善传统基础，客观存在所体现出的“行善”、“乐施助人”精神，与志愿服务的奉献、友爱精神是相通的。

我国另一位思想家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兼爱”可算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墨家的“兼爱”是对儒家“仁”的发展与超越。墨子主张平等的爱，而不是有差别的爱，他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还提出“爱人”也包括“爱己”，他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墨子·大取》）。墨子认为兼爱是互益的，他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既是说，兼相爱便会人人受利，因为仁者是以兴天下之利为己任的，而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爱他。墨子平等的“兼爱”、“爱己”的思想，与现代志愿精神的互助友爱、共同进步的宗旨是一致的。

我国的宗教文化也对慈善思想又重要的影响。佛教大慈大悲的思想将慈善思想的外延扩展到一种人所能及的可能范围，不仅关注人而且将此种慈悲扩及其他—切有生物体，这是对爱的扩大。道教的“积善成仙”思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道教慈善思想落实的激励机制，这与西志愿服务的宗教动机是一致的。

志愿精神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的延伸，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赋予时代意义。无论是儒家的“仁者爱人”，还是墨家的“兼爱”；无论是道教的“功过格”，还是佛教的“慈悲为怀”，其都拥有浓厚的爱人济世色彩，其济人、利人、惠人的思想与志愿精神是一致的。作为近现代社会的新生产物，志愿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西方引入的志愿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起着提升的作用。因此，我国的志愿服务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消化吸取西方志愿服务思想，开展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充满“大爱”的志愿服务事业。

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阶段

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孕育阶段（1986年以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上世纪60年代，以雷锋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全国范围内的“学雷锋”活动，拉开了全民团结互助、尊老爱幼、乐于奉献、学做好人好事的历史序幕，可以说，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集中、最大规模的带有志愿色彩的行动，为今天的志愿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从本质上讲，学雷锋活动还不能算作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志愿者行动。我国志愿事业的启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转型，才开始历史性的萌生与飞跃。

2. 启动阶段（1987年—1993年）